志说栾川（七）—— 政治综述之民国时期

民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，灾荒连年，军阀混战，栾川人民受尽兵祸之苦，大难重重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化，社会严重动荡不安。

破产农民为生计所迫，结伙拉杆，遍地造反。据统计，民国元年至27年 (1912-1938)，先后集聚在栾川境内的农民杆伙武装55杆，其中“盘踞”杆24杆，“流窜”杆 31杆。所谓“盘踞”杆指栾川当地农民集聚的杆伙武装，“流审”杆指外地流入栾川者。大者拥万人之众，中者千人以上，小者百人左右。其成份复杂，主力是生活无着的农民和流民，这部分人崇尚绿林义气，“剽掠富室”，不伤害良民。但也混进一部分地痞恶棍，起着很大破坏作用。特别官军中的兵痞哗变后泥入农民杆伙武装，篡夺领导权，严重危害人民。

他们为了升官发财，时被收抚招安，时又哗变为匪。所到之处，杀人放火，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。

民国12-13年 (1923-1924)，栾川农民先后3次参加震惊全国的驱逐赵树勋、郭金榜军阀部队的农民暴动。赵、郭是军阀刘镇华部下的两个团，共2000多人，以“剿匪”为名驻卢氏县。据当时 《益世报》载，两团每月军饷29000元银洋，粮草杂项在外，军阀长官私室铺陈，都由民间供给。农民交款稍迟，拘捕狱中，“严刑追缴，呼号之声，惨不忍闻，往往血肉横飞，因以毙命。”军阀部队在栾川里设粮台，专司催缴粮饷，搜刮民脂民膏，甚于土匪，民力尽竭。为反抗军阀横行，栾川农民和全卢氏县农民团结一致，集数万众，包围县城，先后三次暴动，终将军阀部队驱逐出境，震动全国。“此种反抗军阀的英勇行动，至少比通一纸电文，做几十篇文章之效力大过百倍”（《向导》周报第2集第69期)。显示出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。

官兵入境“剿匪”，残害人民。民国元年(1912）冬，镇嵩军和毅军首先入境“剿匪清乡”。毅军是清兵旧部赵倜的部以，对人民群众的反抗刻骨仇恨，入境后不分良莠，只要有人告密或疑与“土匪”有牵连者，即枭首示众。民国3年(1914) 毅军仅在陶湾、栾川冤杀农民数十人。至于镇嵩军，原是杨山农民起义武装，被军阀刘镇华利用作为资本，在袁世凯复国后编为镇嵩军驻豫西各地“剿匪”，镇压人民，刘镇华任镇嵩军统领。进驻栾川境内的镇嵩军由柴云升率领，不遗余力剿杀，向袁世凯请功，使原来的农民起义武装，背叛了杨山弟兄。

继镇嵩军、毅军之后，相继入境“剿匪”的有新编陆军、陕军混成旅、巡缉队等，这些官兵，名为“剿匪”，实则祸民。民国9年（1920）秋，新编陆军等来栾川“剿匪”，在七里坪、百炉沟等地，以搜捕“刀匪”为名，抄家掠财，奸淫民女，农民不堪其苦。民国12年(1923)，陕军混成旅入境“剿匪”，该部官兵原系收抚匪队，“故多与匪通”，四处招收有枪之匪，改编为兵，“每日将无力缴饷之良民，派兵捕拿，非刑毒打，并有惨杀及奸淫绑票等行为”以及“设局专卖烟膏白丸，四出讹诈”(以上均见北京 《益世报》民国13年5月15日第四版）。

地主豪绅成立团练，据地称霸。从民国2年(1913）起，地主豪绅先后在其所控村镇成立清乡局（又名局子），招募团练，扩建地主武装，镇压农民，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，称霸一方。如三川局长唐某贵、大王庙（石庙）局长常某太、庙子局长王某庆、狮子庙局长张某明、罗村局长李某甲等，都是地主匪首兼团练头目，绑票勒索，作恶多端。各清乡局依仗团练武装相互火并，争霸地盘，扩充实力，欺压人民。

总之，在北洋军阀统治下，栾川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村无完家，人无宁日，生命财产毫无保障，故栾川人民称当时为“民国变乱”时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