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之一，其分配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。所谓水权，一般是指对水的所有、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及让渡的权利。广东地处东南沿海，多数地区属于水乡，无论是农业生产，还是交通运输，都对水利有极大的依赖性，水自然成为人们争夺的主要对象。特别是明清以降，人口增长迅速，资源日趋紧张，水权纷争也趋于激化。但国家法典对此反映有限，学界也未给予应有重视。近来翻阅地方志，发现其中不乏对基层水利纷争的详实记载，这对于了解基层社会水权运行细节不无裨益，遂撰成此文，希望借以展现方志的本土特色和独特文化价值，探索丰富新方志的途径，为当代修志工作提供启示。
——水权纠纷此起彼伏
与北方因争夺水源而引发水权纠纷相比，广东水权纷争的诱因更为多样化，无论是天旱、涝灾还是航运均会引发水权争执。
每遇天旱缺水，人们为争夺水源纷争不止。清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，清远县的罗塘被廖姓霸占，用来蓄水养鱼，导致水流断绝，严重影响农业生产，当地业户联名向知县提出控告。县府判决该塘永归马头冈村专门用于灌溉农田，廖姓不得据为私有李文烜等修：光绪《清远县志》卷6《经政·水利》，第66页，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。。据《汕头市水利志》统计，明代至民国时期，潮阳县发生争水纠纷三十余起，有的还酿成大规模的械斗。潮阳县的山门城与金溪二村，因争夺金溪水水源，在清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、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和民国28年（1939年）曾发生三次大规模械斗，死伤232人。清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，潮阳县洋汾陈、洋芬林两村为争水源发生械斗，纷争持续9年，打死150多人，抛荒田地一千多亩，一百多人被迫逃亡南洋。揭阳、普宁、惠来等县也不时发生类似悲剧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：《汕头市志·水利志》，第359页，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。。这些因争水而发生的械斗，不仅造成家破人亡，而且在民间结下世代难泯的刻骨仇恨，给后代带来无穷后患。
遇到天雨涝灾，人们又为排水纠葛不断。广东地处亚热带，降水量大，容易发生洪涝灾害。明清时期，广东的森林资源遭到破坏，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，水旱灾害同时存在。据地方志记载，三水县的安乐围每遇汛期就严重积水，这些积水自然排向四会县的大旺，两地常因排灌而闹纠纷三水县地方志办公室、水利水电局：《三水县水利志》，第85页，1992年内部出版。。排灌工程的兴建与维护，也带来许多冲突与矛盾。海丰县的杨安南邻大海，全赖海堤保障安全。清康、雍、乾年间，海堤经过多次修复，又多次损毁。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年），流沟乡、石洲乡的一些乡民私垦盐田，开沟毁堤，被当地士绅控诉。该县知县亲自前往勘察，明令禁止在海堤附近开垦盐田，严防牛只践踏、割草等损毁海堤行为发生海丰县水利水电局：《海丰县水利志》，第143~144页，1993年内部印刷。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，珠江三角洲发生特大水灾，官府拨款修筑水利工程，南海县的李应鸿拟修建水闸，但桑园围的人认为将会堵遏水流，屡次拆毁工程，双方“构讼不已”，建闸之事遂废郑荣等修：宣统《南海县志》卷8《江防略》，第869页，台湾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。
即使在平常季节，人们也常为航运权起纷争。珠江三角洲地区水网密布，水路交通极为重要。明清时期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不仅海上运输能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，内河航运也蕴藏巨大商机，海港、码头及内河航运权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。地方志中常有关于津渡权的纷争。清朝初年，清远、三水、四会三县的士子赴考和商人贸易船舶到达广州后，均在珠光里东面的码头停泊，俗称“三邑码头”，码头旁立有石碑记载此事。咸丰年间（1851～1861年）广州发生战乱，碑碣焚毁无存，三水县绅士试图将码头据为己有，擅自竖立木牌，改为“三水码头”，但清远、四会两县船只停泊如常。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，三水县绅士以该码头承税，禀请番禺知县实地勘察，勒石确权为三水县有主产业，外地船舶只能暂时停靠，而且按船收钱。在贡生郭延康等人督促下，清远知县上报督抚，请求督抚命令番禺知县查明真相，准许清远船只照常停泊。四会知县迫于民众压力，发文番禺知县，要求查明真相，依理办理。番禺知县接到督抚批文后，立即调查此案，并发文给清远、四会、三水各县，要求尽快将有关当事人、证人“移解过县，以凭传同质讯勘断。”但从地方志记载来看，由于涉及多个县的利益，案件审理并不顺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