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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说栾川(七)—— 政治综述之民国时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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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,灾荒连年,军阀混战,栾川人民受尽兵祸之苦,大难重重,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化,社会严重动荡不安。

破产农民为生计所迫,结伙拉杆,遍地造反。据统计,民国元年至27年 (1912-1938),先后集聚在栾川境内的农民杆伙武装55杆,其中“盘踞”杆24杆,“流窜”杆 31杆。所谓“盘踞”杆指栾川当地农民集聚的杆伙武装,“流审”杆指外地流入栾川者。大者拥万人之众,中者千人以上,小者百人左右。其成份复杂,主力是生活无着的农民和流民,这部分人崇尚绿林义气,“剽掠富室”,不伤害良民。但也混进一部分地痞恶棍,起着很大破坏作用。特别官军中的兵痞哗变后泥入农民杆伙武装,篡夺领导权,严重危害人民。

他们为了升官发财,时被收抚招安,时又哗变为匪。所到之处,杀人放火,奸淫掳掠,无恶不作。

民国12-13年 (1923-1924),栾川农民先后3次参加震惊全国的驱逐赵树勋、郭金榜军阀部队的农民暴动。赵、郭是军阀刘镇华部下的两个团,共2000多人,以“剿匪”为名驻卢氏县。据当时 《益世报》载,两团每月军饷29000元银洋,粮草杂项在外,军阀长官私室铺陈,都由民间供给。农民交款稍迟,拘捕狱中,“严刑追缴,呼号之声,惨不忍闻,往往血肉横飞,因以毙命。”军阀部队在栾川里设粮台,专司催缴粮饷,搜刮民脂民膏,甚于土匪,民力尽竭。为反抗军阀横行,栾川农民和全卢氏县农民团结一致,集数万众,包围县城,先后三次暴动,终将军阀部队驱逐出境,震动全国。“此种反抗军阀的英勇行动,至少比通一纸电文,做几十篇文章之效力大过百倍”(《向导》周报第2集第69期)。显示出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。

官兵入境“剿匪”,残害人民。民国元年(1912)冬,镇嵩军和毅军首先入境“剿匪清乡”。毅军是清兵旧部赵倜的部以,对人民群众的反抗刻骨仇恨,入境后不分良莠,只要有人告密或疑与“土匪”有牵连者,即枭首示众。民国3年(1914) 毅军仅在陶湾、栾川冤杀农民数十人。至于镇嵩军,原是杨山农民起义武装,被军阀刘镇华利用作为资本,在袁世凯复国后编为镇嵩军驻豫西各地“剿匪”,镇压人民,刘镇华任镇嵩军统领。进驻栾川境内的镇嵩军由柴云升率领,不遗余力剿杀,向袁世凯请功,使原来的农民起义武装,背叛了杨山弟兄。

继镇嵩军、毅军之后,相继入境“剿匪”的有新编陆军、陕军混成旅、巡缉队等,这些官兵,名为“剿匪”,实则祸民。民国9年(1920)秋,新编陆军等来栾川“剿匪”,在七里坪、百炉沟等地,以搜捕“刀匪”为名,抄家掠财,奸淫民女,农民不堪其苦。民国12年(1923),陕军混成旅入境“剿匪”,该部官兵原系收抚匪队,“故多与匪通”,四处招收有枪之匪,改编为兵,“每日将无力缴饷之良民,派兵捕拿,非刑毒打,并有惨杀及奸淫绑票等行为”以及“设局专卖烟膏白丸,四出讹诈”(以上均见北京 《益世报》民国13年5月15日第四版)。

地主豪绅成立团练,据地称霸。从民国2年(1913)起,地主豪绅先后在其所控村镇成立清乡局(又名局子),招募团练,扩建地主武装,镇压农民,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,称霸一方。如三川局长唐某贵、大王庙(石庙)局长常某太、庙子局长王某庆、狮子庙局长张某明、罗村局长李某甲等,都是地主匪首兼团练头目,绑票勒索,作恶多端。各清乡局依仗团练武装相互火并,争霸地盘,扩充实力,欺压人民。

总之,在北洋军阀统治下,栾川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,村无完家,人无宁日,生命财产毫无保障,故栾川人民称当时为“民国变乱”时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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