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栾川史志编纂工作中，口述史料的价值常被低估。事实上，许多关键历史细节——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栾川矿区的集体记忆、某些已消失村落的民俗活动——都只存在于亲历者的脑海中。作为栾川县档案史志馆的技术编辑，我主导过多次口述史采集项目，今天就来拆解我们内部的标准流程。

采集阶段：从“聊”到“录”的技术细节

口述采集不是简单的聊天。我们的团队会提前做两件事：一是查阅栾川档案史志中的相关文献，标记出模糊或缺失的时间节点；二是准备一份半结构化提纲，但允许受访者自由偏离。采集时，我们坚持使用双录音设备（主录音笔+手机备份），并同步拍摄环境照片——这些素材后期都会成为档案整理的佐证。去年在采集一位92岁抗美援朝老兵的口述时，我们发现他提到的“栾川兵站”在现有县志中完全没有记载，这正是口述史料的独特价值。

采集之后，最耗时的是文本化处理。我们采用三级转写规则：

• 第一级：逐字转写，保留所有语气词和停顿，形成原始语料。
• 第二级：语法修正，删除冗余词，但保留方言特色（如栾川话中的“圪蹴”“厮跟”等词汇）。
• 第三级：交叉校验，将口述内容与馆藏纸质档案、老照片进行比对，标注出矛盾点。

案例：黄石砭村合作社史料的抢救性采集

去年我们接到一个紧急任务：黄石砭村最后一位知道1956年初级合作社运作细节的老人病重。团队在48小时内完成了从提纲设计到现场采集的全流程。最终获得了关于地方文史的珍贵记录——包括合作社的记分方式、粮食分配比例等精确数据。这些内容后来被直接编入《栾川农村经济史》的初稿中。这个案例也让我们意识到，史志编纂不能只依赖档案室里的文件，必须建立动态的口述史料采集机制。

在档案服务层面，我们正在尝试将口述史料数字化。目前馆内已积累超过200小时的口述音频，其中约60%完成了文本化处理。这部分数据不仅用于志书编纂，也为高校的文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。比如河南科技大学的一位研究生，就利用我们整理的口述资料完成了关于栾川“三线建设”时期移民生活的学位论文。当然，处理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方言转写——一个“夜儿黑”在不同乡镇可能指代不同时间点，需要反复确认。

口述史料采集与文本化，本质上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。每完成一个项目的闭环，我们就能为栾川的地方文史拼图补上一块真实的碎片。这项工作没有终点，但每一段被抢救下来的声音，都是对历史的郑重交代。